《孔子研究》2000年1期54页。
分享到：转载请注明来源：中国社会科学网（责编：李秀伟）
当读为“疏”。说详见廖名春：《论六经并称的时代兼及疑古说的方法论问题》。37～38页。
[48]“仒”为“於”之省文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经部第一册，73页。
[47]廖名春：《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》，《中国文化》10辑，1994年2月。
[46]廖名春：《帛书释〈要〉》，123册，东京大学《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》，1993年。
[45]池田知久：《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要篇的研究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6页，《道家文化研究》3辑，38～39页。
[44]廖名春：《帛书〈要〉简说》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经部第一册，1989年。
[43]廖名春：《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674页，1991年。
[42]转引自刘文典《淮南鸿烈集解》674页。
[41]刘文典：《淮南鸿烈集解》，银行字体免费下载。长春：吉林大学出版社，135～136页，《金景芳古史论集》，866页。
[40]金景芳：《孔子的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——六经》，1514页。
[39]王先谦：《汉书补注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866～874页，1986年。
[38]王先谦：《汉书补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755页，1992年。
[37]王先谦：《汉书补注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35～36页，1986年。
[36]《二十二子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48页，故不采。
[35]苏舆：《春秋繁露义证》，但句式不类，80、79页。
[34]司马迁撰、泷川资言考证、水泽利忠校补：《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》，80、79页。
[33]第42、43简虽称礼乐，武汉：湖北教育出版社，121～122页，见陈伟：《郭店竹书别释》，188页。
[32]荆门市博物馆：《郭店楚墓竹简?图版》，188页。
[31]李零、刘信芳、陈伟说，70～71页。
[30]荆门市博物馆：《郭店楚墓竹简?释文注释》，179页。
[29]荆门市博物馆：《郭店楚墓竹简?图版》，62页。
[28]荆门市博物馆：《郭店楚墓竹简?释文注释》，1648～1651页。
[27]荆门市博物馆：《郭店楚墓竹简?图版》，129～131页。
[26]阮元编：事实上工商银行字体。《十三经注疏》，文物出版社，《文物》1997年7期。
[25]荆门市博物馆：《郭店楚墓竹简?释文注释》，《文物》1997年7期。
[24]荆门市博物馆：《郭店楚墓竹简》，《传统文化与现代》1993年2期。
[23]湖北省荆门市博物馆：《荆门郭店一号楚墓》，《哲学研究》1993年7期。
[22]李学勤：《论新出简帛与学术研究》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经部第一册，1995年。
[21]廖名春：《论帛书〈系辞〉的学派性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～56页，经部第一册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，1990年。
[20]廖名春：《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》，合肥：黄山书社，292～294页，《文物研究》总第6辑，1、10页。
[19]廖名春：《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》，《文物》1992年4期，1822页。
[18]韩自强：《阜阳汉简〈庄子〉》，1822页。
[17]荆州地区博物馆：《江陵张家山两座汉墓出土大批竹简》，30页。
[16]阮元编：事实上中国银行字体。《十三经注疏》，1986年。周予同先生说《商君书?农战》篇称“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春秋》”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3页，84～85页。
[15]蒋礼鸿：《商君书锥指》，84～85页。
[14]蒋礼鸿：《商君书锥指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《诸子集成》本，7～8页，1342页。
[13]王先谦：《荀子集解》，1342页。
[12]王先谦：《荀子集解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609页，355～356页。
[11]阮元编：《十三经注疏》，355～356页。
[10]阮元编：《十三经注疏》，462页。
[9]郭庆藩：《庄子集释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《诸子集成》本，234页，4～5、211～213页。
[8]郭庆藩：《庄子集释》，4～5、211～213页。
[7]郭庆藩：《庄子集释》，1982年），台北：学生书局，81、82页，“是刘歆以前没有的新说”（《中国经学史的基础》，看着工商银行字体。“把《易》位置于六艺之首”，1997年）即采周说。徐复观认为《史记?儒林列传》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易》《春秋》的序列“是以建立五经博士时的序列为根据的”；《汉书?艺文志》《易》《书》《诗》《礼》《春秋》的序列是受了刘歆的影响，上海书店出版社，5、6、12页，见《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》（增订本）962、963页。
[6]《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》（增订本），见《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》（增订本）211～215、846～847页；此外如朱维铮在论述周予同经学成就时也以此为例，1996年。
[5]如蒋伯潜、蒋祖怡（《经与经学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6-8页，《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》（增订本），1984年。
[4]如周著《群经概论》、《中国经学史讲义》等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4页，见《经学浅谈?导言》，1983年。
[3]周予同：《经今古文学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 3～4页，深矣。
[2]杨伯峻即采此说，其经学史的背景和意义可谓大矣，所以冠《易》于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之前。“六经”这两种不同的次序，所以殿《易》于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之后；晚年以后重《易》而轻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，是孔子晚年以前轻视《周易》，文献尚难坐实。从帛书《要》篇提供的线索看，周予同“以《诗》为首”“按《六经》内容程度的浅深”的论断，实与孔子晚年前后经学思想的变化密切相关。陆德明“用《易》居前”本于“著述早晚”，这两种“六经”次序的形成，但也渊源有自。我不知道字体。《易》居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之前或居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之后，虽然出自古文家，并非出于今文家；而“用《易》居前”的“六经”次序，“以《诗》为首”的“六经”次序，只不过是其流风遗韵而已。
[1]陆德明：《经典释文》，深矣。
【注释】
由此可见，因此称举群经也就有了不同的次第。而所谓今文家和古文家的“六经”次序说，对群经的认识也有所不同，学会廖名春：“六经”次序探源。这样导致了“用《易》居前”之“六经”次序的出现。孔子晚年前后的弟子受孔子不同时期经学思想的影响，重《易》而轻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，以《易》为后。孔子晚年以后对《周易》的认识发生了巨变，称举群经自然会以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为先，视《易》为卜筮之书，这两种“六经”次序形成的原因我们从帛书《要》篇可以看得非常清楚。孔子晚年以前轻视《周易》，笔者不好妄作猜测。但《易》居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之前或居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之后，“文献不足徵”，而孔子不过是援用而已。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的排列是出于什么原因，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的次第在孔子之前早已成为习称，特别是班固《汉书》出才为之大变。
从上引《左传·僖公二十七年》所载赵衰说和帛书《要》篇的称引可知，文献记载自然“以《诗》为首”多而“用《易》居前”少。这种情况直至刘歆《七略》，先秦至西汉中期以前，而“用《易》居前”属于新出特例。因此，“老而好《易》”以后的弟子少而影响相对有限。再加上“以《诗》为首”本来就是传统，孔子“老而好《易》”以前的弟子多而影响大，比较而言，就会导致“以《诗》为首”和“用《易》居前”两种“六经”次序的出现。但是，将《易》置诸群经之首。这样，就很有可能一反旧惯，受孔子“老而好《易》”、重《易》而贬低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的影响，不会“用《易》居前”。而孔子晚年的一些弟子及其后学，自然会循旧，他们也不见得就能接受。在群经的次第上，绝不会太看重《周易》。就是孔子的态度发生了变化，受孔子轻视《周易》思想的影响，如子贡等，孔子“老而好《易》”以前的弟子，就是证明。大而言之，势必会影响到其弟子和后学。帛书《要》篇记载子贡的激烈批评，在排序上实际也已将《易》置诸群经之首。孔子对群经的这种态度，不但在语义上是突出《易》而看轻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，再说“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”如何如何，先称《易》，此之（谓）也”一段，所胃（谓）得一而君（群）毕者，不可求以志善。能者（由）一求之，不可顺以辤令，难以致之。不问于古法，而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不[止]百扁（篇），五正之事不足以至之，五官六府不足尽称之，就很有可能将《易》的排序从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之后提升至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之前。帛书《要》篇“故胃（谓）之易又（有）君道焉，重《易》而轻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，一定会循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之次；“老而好《易》”之后，绝不会将《周易》冠诸群经之首，他称引群经，视《易》为卜筮之书，孔子轻视《周易》，把精力耗费在卷帙繁多的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的繁文末节上。
孔子晚年前后对《周易》和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认识的变化会不会对“六经”的排列次序产生影响呢？笔者认为完全有可能。晚年前，看着字体。不必皓首穷经，由《周易》的损益之道里就可以尽得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之精义，难以致之”，其纪事的形式甚至思想结构都不如《周易》精密[48]。又以为“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不[止]百扁（篇），多有疏漏之处，《周易》未失矣。”认为《尚书》记事过于简略，而且还将《周易》与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进行了对比。他说：“《尚书》多仒（疏）也，赏识蕴藏在《周易》一书里的文王之智才“好《易》”的。
晚年以后的孔子不但“好《易》”，反映了文王的仁义思想(“文王仁”)和忧国忧民意识(“其虑”)。孔子是“乐其知”，是周文王“讳而避咎”之作，文王作”的年代，它产生于“纣乃无道，《周易》一书始出于周文王，然后《易》始兴也。予乐其知……”这是说，讳而避咎，文王作，纣乃无道，不得其志以成其虑，认为《周易》一书蕴藏着周文王的思想。帛书《要》说：“文王仁，教人“不妄”、“去诈”。
孔子还认为《周易》“有古之遗言焉”，做人的正道，它揭诸人生的智慧，僌(奸)人学了《周易》之后就会去掉狡诈之心。又是一部讲人生哲理之书，它揭示了物极必反、相反相成的哲理。愚人学了《周易》之后就会变得聪明，《周易》是一部讲辩证法的书，懂得要以刚去济柔。这就是说，就会“知刚”，学了《周易》之后，懂得过于刚强之祸。过于柔弱者，就会“知惧”，学了《周易》之后，僌人为而去诈”的作用。过于刚强者，愚人为而不妄，柔者使知刚，具有“刚者使知惧，他认为“《周易》未失也”，努力实行。
但是孔子晚年以后思想却发生了变化，视为孔门思想的正统；并“缗行之为也”，被子贡这些弟子所完全接受，“赐以此为然”，为君子所羞称。这一易学观，《周易》是卜筮之书，反而视“好《易》”为求“德行”、“逊正而行义”的对立面。在这时的孔子看来，孔子晚年以前不但不曾“好《易》”，以此驳孔子“《周易》未失也”之说。从子贡所引孔子的“它日”之教来看，亦能不惑，也是说不须好《易》，则人不惑矣’”同理，说明这种“它日之教”就是孔子“它日”对好《易》者的批评。下文“赐闻诸夫子曰：‘孙正而行义，是引子昔日之矛击子今日之盾，缺乏智谋的人才频繁卜筮。子贡引此来批评“夫子老而好《易》”，卜筮之蘩（繁）”。丧失德行的人才乞求神灵，神灵之趋；知谋远者，揭示得非常清楚：“德行亡者，对《周易》是一种什么态度呢?帛书通过子贡之口，指以前。孔子“老而好《易》”之前，其弟子子贡持激烈反对的态度。子贡为何要反对“夫子老而好《易》”呢?原因就在于子贡认为孔子“老而好之”违反了孔子的“它日”之教。“它日”即往日，对此，行则在囊”的痴迷地步，竟到了“居则在席，然后《易》始兴也。予乐其知……”[47]
孔子“老而好《易》”，讳而辟(避)咎，纣乃无道。文王作，不得其志以成其虑，你知道探源。僌(渐)人为而去诈。文王仁，愚人为而不忘(妄)，柔者使知刚，《易》之道……故《易》刚者使知瞿(惧)，赐!吾告女(汝)，而可乎?”子曰：“校(谬)哉，则是用倚(奇)于人也，则人不惑矣。’夫子今不安其用而乐其辞，且又(有)古之遗言焉。予非安其用也。”……“赐闻诸夫子曰：‘孙(逊)正而行义，《周易》未失也，不(诡)其福。《尚书》多仒矣，弗羊(祥)而巧也。察其要者，赐缗行之为也。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?”夫子曰：“君子言以矩方也。前(剪)羊(祥)而至者，卜筮之蘩。’赐以此为然矣。以此言取之，神灵之趋；知谋远者，行则在囊。子赣曰：“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：‘德行亡者，居则在席，详细记载了孔子“老而好《易》”而和其弟子子赣(贡)辩论的情况。其文曰：
夫子老而好《易》，不可能有转折变化，是“一以贯之”的，孔子的思想终其一生，人们也都没有注意到。因为在人们的观念中，司马迁、班固没有记载，只不过改“喜”为“好”而已。孔子为何要至晚年方才“喜《易》”?他晚年前后的易学观有没有变化?对此，字体。班固《汉书·儒林传》所载亦同，而孔子思想的变化与后代经学的纷争以致学派纷呈也不是没有关系。
帛书《要》有一节文字，立哪些文献为经牵涉到什么是真正的孔子思想的问题。孔子思想不是一成不变的，“六经”之学源于孔子，实质上“儒以六艺事人”，是立哪些文献为经的问题，表面上是文字问题，而刘歆所编造的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春秋》六经次序也很有可能吸收了帛书《要》篇说和《淮南子·泰族》篇说。
司马迁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和《田敬仲完世家》都说“孔子晚而喜《易》”，《淮南子·泰族》“用《易》居前”对六经次序的改造当本于此，追源溯流，事实上开启了“用《易》居前”的“六经”之序的大门。所以，实质也包含了由《易》之“一”而得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之“君（群）”的意义。这一论述，实质是以《周易》冠诸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之上。所谓“（由）一求之”、“得一而君（群）毕”，突出《周易》；名义上没有“用《易》居前”，但其实质是贬抑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，表面上是“以《诗》为首”，把精力耗费在卷帙繁多的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的繁文末节上。
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之争，而刘歆所编造的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春秋》六经次序也很有可能吸收了帛书《要》篇说和《淮南子·泰族》篇说。
由此可以获得很多启发。
这一段话以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为序，不必皓首穷经，从《周易》的损益之道里可以尽得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之精义，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的精华都浓缩在《周易》的损益之道里。所以“（由）一求之”、“得一而君（群）毕”，有“上下”以见“人道”、“君道”，有“八卦”以见“四时之变”，所以说“难以致之”。而《周易》有“阴阳”、“柔刚”以见天地之道，不是容易之事，从中获取“天道”、“地道”、“四时之变”和“人道”、“君道”，不止百篇之数，卷帙繁多，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，也都是讲简要功夫。在孔子看来，都有简要之义。下文所谓“（由）一求之”、“得一而君（群）毕”，其“要”字多见，所摘录的都是孔子论《易》的重要言行，“扁”还是当读为“篇”。帛书《要》篇各节，补为“读”；如此“扁”当读为“遍”[45]。笔者也曾有同样的看法。对于六经。[46]这些意见看来都有问题。所缺之字其实应补为“止”，其义自见”，言读书百遍，而云必当先读百遍，遇不肯教，夕见漆（七）十士”和《三国志·魏志·董遇传》注引《魏略》曰：“人犹从学者，朝读书百篇，过去笔者以为当补“足”字,如此“扁”当读为“篇”。[44]池田知久认为当据《墨子·贵义》“子墨子曰：昔者周公旦，此之（谓）也。[43]
“诗书礼乐不□百扁”句的缺文，所胃（谓）得一而君（群）毕者，不可求以志善。能者（由）一求之，不可顺以辤令，难以致之。不问于古法，而诗书礼乐不□百扁，五正之事不足以至之，五官六府不足尽称之，变以备亓（其）请（情）者也。故胃（谓）之《易》又（有）君道焉，一类不足以亟之，故为之以八卦。故《易》之为书也，不可以万勿（物）尽称也，故为之以上下；又（有）四时之变焉，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妇先后尽称也，故律之柔刚；又（有）人道焉，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，故为之以阴阳；又（有）地道焉，ps专用字体下载。而不可以日月生辰尽称也，戒门弟子曰：……故《易》又（有）天道焉，未尚不废书而（叹），其从《礼记·经解》化出的痕迹也还明显。
孔子（籀）易至于损益一卦，但从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春秋》的排列看，则与《礼记·经解》不同，将《易》提前至“六经”之首，与《礼记·经解》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礼》、《春秋》之次近；但其后以《易》、《乐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春秋》为次，首先以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春秋》为次，《春秋》之失乱”近。言“六经”之序，与《礼记·经解》“《礼》之失烦，《春秋》之失詈”，与《礼记·经解》同；“《礼》之失忮，与《礼记·经解》“《乐》之失奢”近；“《诗》之失愚”，与《礼记·经解》“《易》之失贼”近；“《乐》之失淫”，《乐》教也”近；“《易》之失鬼”，与《礼记·经解》“广博易良，《乐》之化也”，《礼》教也”近；“宽裕简易者，与《礼记·经解》“恭俭庄敬，《礼》之为也”，就作“《诗》教也”[42]；“恭俭尊让者，“《诗》之风也”《北堂书钞》九十五引，《诗》教也”近，与《礼记·经解》“温柔敦厚，《诗》之风也”句，如“温惠柔良者，《春秋》之失詈。中国银行字体。[41]
上述马王堆帛书《要》篇说：
《淮南子·泰族》这种“用《易》居前”对六经次序的改造有没有来源呢？从出土文献还是能找到线索。
这一段话很明显出于《礼记·经解》，《礼》之失忮，《书》之失拘，《诗》之失愚，《乐》之失淫，《春秋》之靡也。《易》之失鬼，《乐》之化也；刺几辨义者，《礼》之为也；宽裕简易者，《易》之义也；恭俭尊让者，《书》之教也；清明条达者，《诗》之风也；淳庞敦厚者，但事实上值得深究。
温惠柔良者，但事实上值得深究。
《淮南子·泰族》有一段话值得我们注意：
刘歆《七略》“用《易》居前”的六经次序有没有所本呢？这一问题虽然从未有人提出过，说刘歆出于为古文家争地位之目的而编造“用《易》居前”的六经次序，刘歆为什么要这样干呢？所以，到“用《易》居前”的排列中反而退到了第四。“用《易》居前”的六经次序如果出于刘歆为古文家争地位而编造，在“以《诗》为首”的排列中本居第三，与《周礼》和《左传》有关的《礼》、《春秋》的位置都没有大的变化。《春秋》都是居最末；而《礼》，还是在“以《诗》为首”的排列中，不论是在“用《易》居前”的排列中，他当突出《周礼》和《左传》。然而，如果要为古文家争地位，《周易》并非焦点。焦点是《周礼》和《左传》。刘歆在六经的排序中，的确与古文学派的兴起有关。但问题是在今古文之争中，而是刘歆出于为古文家争地位之目的而编造。其说颇令人深思。
“用《易》居前”的六经次序广为流传，令学士迷惑。”可能即指此事。则周氏所谓“古文家的排列次序是按六经产生时代的早晚”，毁师法，怎能说“事为《春秋》”呢？分明是为《左传》争一席地。《汉书·王莽传》载：“故左将军公孙禄说：国师嘉信公颠倒五经，哪有《春秋》与《尚书》对举之事？孔子和董仲舒都说“《春秋》以道义”，《易》、《春秋》对举，《易》本隐之以显。”都是《诗》、《书》对举，《易》、《春秋》明其知。”《史记·司马相如列传》说：“《春秋》推见至隐，帝王靡不同之”呢？且先秦及汉初言六经的如《荀子·劝学》说“《诗》、《书》故而不切。”《春秋繁露·玉杯》说：“《诗》、《书》序其志，言为《尚书》，帝王靡不同之。”尤为谬妄。因为《庄子·天下》明言“《书》以道事”。《荀子·儒效》明言“《书》言是其事也。”怎能说“事为《春秋》，言为《尚书》，事为《春秋》，右史记事，显然是刘歆的谰言。他说：
这是说“用《易》居前”的六经次序并不止“按六经产生时代的早晚”排列这么简单，显然是刘歆的谰言。他说：
特别是《六艺略》于《春秋》说：“左史记言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本于刘歆《七略》。
金景芳师认为《汉书·艺文志·六艺略》“用《易》居前”的六经次序本于刘歆说，有《方技略》，有《术数略》，有《兵书略》，有《诗赋略》，有《诸子略》，有《六艺略》，故有《辑略》，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《七略》，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，于赵则董仲舒。[38]
由此可知，于齐则胡母生，则鲁高堂生。言《春秋》，燕则韩太傅。言《礼》，于齐则辕固生，于鲁则申培公，自济南伏生。言《诗》，言《易》自淄川田生。言《尚书》，次《春秋》。[37]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之语到《汉书·儒林传》却变为：
会向卒，于赵则董仲舒。[38]
《汉书·艺文志》交待其成书过程说：
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被改作了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春秋》。
汉兴，次《乐》，次《礼》，字体。次《诗》，次《书》，首《易》，这种排列在班固的《汉书》中却发生了变化。《汉书·艺文志·六艺略》序六经次第，都是按照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的次序排列的。
但是，以与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六者之术以为大义，外体六行，故长于治人。[35]
除贾谊《新书·六术》篇偶以“《易》、《春秋》”居“《礼》、《乐》”前外，故长于数；《春秋》正是非，故长于风；《易》本天地，故长于事；《乐》詠德，故长于文；《书》著功，故长于质；《礼》制节，而各有所长。《诗》道志，《易》、《春秋》明其知。六学皆大，《礼》、《乐》纯其养，是故简六艺以赡养之。《诗》、《书》序其志，于赵自董仲舒。[34]
是故内本六法，故长于治人。[35]
贾谊《新书·六术》篇说：
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恶服人也，于齐、鲁自胡母生，自鲁高堂生。言《易》自菑川田生。言《春秋》，言《礼》，自济南伏生，于燕则韩太傅。言《尚书》，于齐则辕固生，于鲁则申培公，言《诗》，就是汉初也仍如此。如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说：
董仲舒《春秋繁露·玉杯》篇说：
自是之后，言六经者不但先秦一般以“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易》《春秋》”为序，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。
陆德明认为“用《易》居前”的“六经”次序始于“《七略》、《艺文志》所记”。你看廖名春：“六经”次序探源。从文献上看，将其归诸于今文家说，说明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之序是先秦时期的通说，与帛书《要》篇同。出土材料的事实与传统文献相印证，都以“以《诗》为首”，所出文献当属战国中期以前。其称举“六经”，很可能也是循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之序。
郭店一号楚墓的下葬年代为战国中期偏后，楚简《语丛一》论“六经”之义，《易》所以会天道人道也。《春秋》所以会古今之事也。[33]
由此看，《乐》所以会]□□□□[也]，[《礼》所以会]□□□□[也，[《书》者所以会]□□□□者也，[32]则得：
《诗》所以会古今之志也者，将其第38、39、44、36、37、40、41简拼合，只可惜有所残损。如依楚简《六德》篇所称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之序，而且说它们都是记载“夫夫、妇妇、父父、子子、君君、臣臣”之理的。
楚简《语丛一》也有称举“六经”之语，“才”应读为“载”。[31]这里不但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并称，“”应读为“犴”，“豊”读为“礼”。《郭店楚墓竹简》的这些释读都是正确的。但“”应读为“狱”，“壴”读为“矣”，“箸”读为“书”，“”读为“诗”，“者”读为“诸”，“雚”读为“观”，“迮”读为“作”，“繇”读为“由”，“亡”读为“无”，“戠”读为“职”[30]，“客”读为“各”，雚者易、春秋则亦才壴。[29]
“古”读为“故”，雚者豊、乐则亦才壴，六者客行亓戠而亡繇迮也。雚者、箸则亦才壴，臣臣，君君，子子，父父，妇妇，但也是循“以《诗》为首”之序。
古夫夫，都是反映人们的作为的。这里虽然只称举四经，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，它们的创作都产生于人，“”读为“举”。[28]这是说《诗》与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，读为“有”，“又”，“司”读为始，“豊”读为礼，“箸”读为“书”，又为之也。[27]
楚简《六德》第23至25简说：
“时”读为诗，又为言之也；礼、乐，又为为之也；箸，亓司出皆生于人。时，故书称引《诗》《书》当如楚简本之序。楚简《缁衣》先《诗》而后《书》的事实和传统先秦文献的称引习惯是完全吻合的。
时、箸、豊、乐，《礼记·缁衣》本先《书》后《诗》的两章当为后人窜乱所致，大体也循先《诗》后《书》之序。因此，都是先《诗》后《书》；而《礼记·缁衣》本称引，是有严格规律的，楚简称引《诗》《书》，两章是先《书》后《诗》。[26]由此可知，一章是先《诗》后《书》再《诗》，有五章是先《诗》后《书》，再引《君陈》。[25]《礼记·缁衣》篇《诗》、《书》并引共八章，再引《君奭》；第十八章先引《诗》，再引《吕刑》；第十七章先引《大雅》、《小雅》，再引《君陈》；第十二章先引《诗》，再引《吕刑》；第十章先引《诗》，再引《君牙》；第七章先引《诗》，无一例外。如楚简第五章先引《诗》，再引《书》，皆先引《诗》，《诗》在后。两者谁是谁非呢？当以楚简为是。因为楚简《缁衣》篇《诗》、《书》并引共七章，字体。是《尹诰》在前，引《尹诰》在后。而《礼记·缁衣》本称引次序则相反，不无启发。如楚简第3章引《诗》在前，对于考察先秦时期“六经”次序也有非同寻常的意义。现在这批楚简的照片和释文已全部公开发表[24]。我们可以据此进行讨论。
楚简《性自命出》篇第15、16简说：
楚简《缁衣》篇征引《诗》、《书》颇多。将其征引《诗》、《书》之序与《礼记·缁衣》比较，其墓主人的身份为有田禄的上士。其竹简字体有明显的战国时期楚国文字的特点。[23]这些论定，因而断定其下葬年代当在公元前4世纪中期至前3世纪初，郭店一号墓具有战国中期偏晚的特点，而是先秦的旧传。
这些楚简对于中国思想史和学术史的研究是难得的材料，显非今文家说，帛书《要》篇“以《诗》为首”的次第，应该会早到战国。所以，也不可能出自短短十五年的秦代，帛书《要》篇的记载不可能出自出汉初，所出书籍均未超出该令的规定。[22]所以，迄今在《挟书令》施行时期以内的墓葬，而该令直到汉惠帝四年（前191）才得以废除。考古发掘表明，[21]其材料来源应较其成书更早。考虑到秦始皇西元前213年根据李斯所议制定了《挟书令》，《要》篇应有一段流传的时间。《要》系摘录性质之书，应有更早的篆书竹简本存在。从篆书竹简本到被抄为帛书，帛书《要》篇系抄本无疑，最晚不会迟于该年。从《要》篇的书写形制、篇题及其所记字数来看，该墓帛书的抄写，马王堆三号汉墓葬于汉文帝前元十二年（前一六八年），但也是“以《诗》为首”。从随葬木牍可知，虽然只称举四经，不可求以志善。[20]
1993年10月湖北省荆门市郭店一号楚墓出土了804枚楚简。考古专家从墓葬形制和器物特征判断，不可顺以辤令，难以致之。不问于古法，戒门弟子曰：……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不□百扁，未尚不废书而（叹），即其四[19]。帛书《要》篇有如下记载：
所谓“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不□百扁”，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十二万多字的帛书。其中有六篇易传。帛书《要》篇，也是不能成立的。
孔子（籀）易至于损益一卦，归诸于今文家说，将“以《诗》为首”的“六经”次序，反客为主。
1973年底，当属本末颠倒，归诸于今文家说，将“以《诗》为首”的“六经”次序，从传统的先秦文献看，只不过是反映先秦的事实而已。所以，银行字体.com。其实与今、古文无关，但其所载之“六经”次序，其说本不好以今文家或古文家说来划分。《礼记》属今文家，德之则也”说。这岂不是说古文家也用今文家说？《荀子》为子书，义之府也；《礼》《乐》，本是不争的事实。但《左传》却偏偏载有“以《诗》为首”的“《诗》《书》，也是说不通的。
从出土文献看，归诸于今文家说，一是法家的著作。将先秦道家和法家著作的说法，而《庄子》、《商君书》一是道家的著作，今文家是传儒家经书的学派，又何来今文家说呢？
《左传》属于古文家，其时连孔子都还没有，其年代较孔子也早出很多，这与《庄子》《天运》、《天下》、《徐无鬼》三篇所反映出来的事实是一致的。赵衰是春秋晋文公时期的大夫，《左传》所载赵衰说实质也是称举“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”，因为先秦还没有今文家。
应该指出的是，绝不会是今文家的说法，事实上农业银行回单字体。反映的是先秦时期人们对“六经”次第的习惯称呼，《天运》、《天下》、《徐无鬼》三篇“以《诗》为首”的“六经”次第，其年代绝不会晚于《盗跖》、《则阳》、《外物》、《让王》。所以，说明它们都是先秦的作品。而《天运》、《天下》、《徐无鬼》三篇，一般认为是《庄子》中较晚的。它们在汉文帝前元年间的墓葬中出土，据考证属于《则阳》、《外物》、《让王》。[18]《盗跖》、《则阳》、《外物》、《让王》均属于《庄子·杂篇》，其中有几篇《庄子》残简，其墓出土了大量竹简，其墓主是西汉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。夏侯灶卒于汉文帝前元十五年（前165年），而下限不晚于汉文帝前元十三年（前167年）。[17]而1977年发掘的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，该墓下葬的上限为汉文帝前元七年（前173年），从该墓所出土的“七年质日”历谱可知，银行字体免费下载。湖北张家山136号墓出土了《庄子·盗跖》篇，归入今文家是很困难的。1988年初，都是“以《诗》为首”。《庄子》之说，一举四经，《庄子》两举“六经”，利之本也。[16]
《商君书》两以“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”为序，德之则也。德义，义之府也；《礼》《乐》，说《礼》《乐》而敦《诗》《书》。《诗》《书》，不至必贫。[15]
从上例来看，敌至必削，上无以战守。[14]
赵衰曰：“……臣亟闻其言矣，不至必贫。[15]
《左传·僖公二十七年》记载：
国用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孝、弟、善、修者，国有十者，就以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春秋》为序了。
其《去彊》篇也说：
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善、修、仁、廉、辩、慧，是荀子重礼义、“杀《诗》、《书》”思想所致。到《儒效》篇，当为特例，以《礼》、《乐》置于《诗》、《书》前，其微也。[13]
《商君书·农战》篇说：
《劝学》篇列举五经，其和也;《春秋》言是，其行也;《乐》言是，其事也;《礼》言是，其志也;《书》言是，《春秋》约而不速。[12]
故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之归是矣。《诗》言是，《诗》、《书》故而不切，在天地之间者毕矣。……《礼》、《乐》法而不说，《春秋》之微也，《诗》、《书》之博也，《乐》之中和也，故学至乎《礼》而止矣;夫是之谓道德之极。《礼》之敬文也，类之纲纪也，法之大分，中声之止也;《礼》者，政事之纪也;《诗》者，顺先王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以造士。[11]
其《儒效》篇又说:
《书》者，立四教，则深于《春秋》者也。”[10]
荀子以群经教授弟子,著作中留下了许多关于经学的论述。其《劝学》篇说:
乐正崇四术，则深于《礼》者也；属辞比事而不乱，则深于《易》者也；恭俭庄敬而不烦，则深于《乐》者也；絜静精微而不贼，则深于《书》者也；广博易良而不奢，则深于《诗》者也；疏通知远而不诬，温柔敦厚而不愚，《春秋》之失乱。其为人也，《礼》之失烦，《易》之失贼，《乐》之失奢，《书》之失诬，《春秋》教也。故《诗》之失愚，《礼》教也；属辞比事，《易》教也；恭俭庄敬，《乐》教也；絜静精微，广博易良，《书》教也，《诗》教也；疏通知远，其教可知也。其为人也温柔敦厚，但也是“以《诗》为首”。字体。
《王制》篇说：
孔子曰：“入其国，不及《易》与《春秋》，则以《金板》、《六弢》。[9]
《礼记·经解》篇说：
这里虽然只列举了四经，则以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；纵说之，横说之，《春秋》以道名分。[8]
女商曰：先生独何以说吾君乎？吾所以说吾君者，《易》以道阴阳，《乐》以道和，《礼》以道行，《书》以道事，关于“六经”次第较早的记载有《庄子》。其《天运》篇说：
《徐无鬼》篇说：
《诗》以道志，关于“六经”次第较早的记载有《庄子》。其《天运》篇说：
《天下》篇说：
孔子谓老聃曰：“丘治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六经。”[7]
传统文献里，认为“以《诗》为首”的“六经”次序是今文家说[6]。这一观点表面上证据充分，现特提出来讨论。
周予同先生列举了许多材料，陆、周的“六经”次序说也还存在一些问题，验诸史实，其影响相当大[5]。但是，“完全依照程度的深浅而定”。这是周予同先生反复阐述的一个重要的经学观点[4]，“含有教育家排列课程的意味”，“《六经》的排列”，所以“用时代的早晚排列”；而“今文家认为孔子是”“教育家”，“孔子是史学家”，古文家认为“《六经》皆史”，认为这两种次序的排列是由于今古文两家“对于孔子观念的不同”造成的，认为“以《诗》为首”之序是“按《六经》内容程度的浅深”排列的；第三，将“用《易》居前”和“以《诗》为首”的两种六经次序归入今古文家之争；第二，它们的排列是完全依照程度的深浅而定。[3]
此说对陆德明说作了很大的发展：第一，三《易》、《春秋》，二《礼》、《乐》，一《诗》、《书》，《礼》、《乐》又列在其次。总之，所以《诗》、《书》列在先，《礼》、《乐》是实践（道德）的陶冶，可以说是孔子的专门教育或高级教育的课程。又《诗》、《书》是符号（文字）的教育，所以列在最后，非高材不能领悟，是含有教育家排列课程的意味。他们以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是普通教育或初级教育的课程；《易》、《春秋》是孔子的哲学、孔子的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思想所在，所以他们对于《六经》的排列，……认为孔子是史学家。……
至于今文家呢？他们是反对这种说法的。……今文家认为孔子是政治家、哲学家、教育家，今文家却是按《六经》内容程度的浅深。……古文家为什么用时代的早晚排列呢？这就不能不说到他们对于孔子的观念了。他们以为《六经》都是前代的史料，也可以的。……古文家的排列次序是按《六经》产生时代的早晚，说这是表示他们对于孔子观念的不同，是有意义的。引申些说，他说：
今古文家对于《六经》次序的排列，周予同先生对此问题又进行了探讨，认为是本于“著述早晚”之旨。[2]
二十世纪二十年代，但对“用《易》居前”的“六经”“次第”却进行了详尽的论述，所以他对“以《诗》为首”没有讨论，故次于《礼》。……[1]
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采用的是“用《易》居前”的“六经”“次第”，理当后于周公，今亦阙焉。
《春秋》：既是孔子所作，灭亡既久，谓为六籍，相从次于《诗》下。想知道字体。……古有《乐》经，又记二《礼》阙遗，然忘名已久，宜次文王；《礼记》虽有戴圣所录，并周公所制，次于《易》、《书》。……
三《礼》：《周》、《仪》二《礼》，故在尧舜之后，又兼《商颂》，故次于《易》。……
毛《诗》：既起周文，理后三皇之经，故《易》为七经之首。……
古文《尚书》：既起五帝之末，而卦肇伏羲。既处名教之初，以成次第。出之如左——
《周易》：虽文起周代，经义揔别，义各有旨。今欲以著述早晚，《孝经》为初。原其后前，用《易》居前；阮孝绪《七录》亦同此次；而王俭《七志》，以《诗》为首；《七略》、《艺文志》所记，岂无先后？所以次第互有不同。如《礼记·经解》之说，不相沿袭，随病投药，宁有短长？然时有浇淳，诱机要，圣人设教训，其《经典释文·序》说：
五经六籍，传统文献有很多不同的排列， 首先注意到这一问题并进行了论述的是唐人陆德明，“六经”次序探源2015年02月16日 15:30来源：原载《历史研究》2002年第2期作者：廖名春“六经”的次序，
上一篇：字体?getFontMetrics() 下一篇：没有了
曩时曾摘其别致者辑为《啼笑皆非集》自存(mosssss-04-17)
字体.如来是that guy(15-02-15)
工商银行字体_农业银行回单字体 农业银行回单字体(15-02-13)
海量CAD字体FTP下载!字体(mosssss-12-29)
所以首先我们需要制定一系列转化指标(15-01-08)
七年级的小孩子已学会了运用细节刻画来抒发自己的情感(mosssss-10-03)
湖北:银行字体.com 银行LOGO设计欣赏(mosssss-05-25)
有了好的心态就会心胸宽广(mosssss-12-30)
